1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载体，其保护与发展一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遍布于广袤乡村的红色文化遗存，记录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革命精神的宝贵资源。当红色文化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来”文化基因，植入到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内生秩序的传统村落时，二者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红色·古色”双重文化遗产。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的鲁家坪社区，于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社区内保存了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和典型的川东民居风貌，更因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九军的重要活动地而留下了丰富的红色印记，使其成为观察和研究红色文化如何“嵌入”传统村落社会文化肌理的绝佳案例。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鲁家坪社区为具体案例，呼应《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要求，分析红色文化在传统村落中的嵌入特征与机制，剖析其在保护利用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期为同类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传统村落文化与红色文化

2.1传统村落文化

文化是一种内生于特定地域环境、在漫长历史中演化形成的文化体系。村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承载地方性核心价值，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稳定社会网络与宗族聚居形态，具有强大稳定性和延续性，是村民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根源。其文化基底通常具有顺应自然的空间形态，村落环山傍水、建筑依山就势，呈现与农田及生态空间交融的特征，村落农田历史深厚，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及节庆民俗构成文化核心，现存的传统民居、古道、古井、牌坊等物质载体，是特显传统村落文化的最佳物证。

2.2红色文化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不同阶段，村落成为了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乡村地区见证了大量的革命活动，留下了“红色”足迹。村落的红色文化并非村落内生，而是随着红军的到来等重大历史事件被“植入”的，具有外源植入的特点。这种红色文化伴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其文化的核心是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标语、口号、会议、群众动员等形式，对村落原有的宗族伦理和乡绅权力结构进行改，以革命旧址、遗物、战斗遗迹以及口述故事的形式，凝固在村落的时空中，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

2.3文化碰撞与融合

当外源、激进的红色文化遭遇内生、稳定的传统村落文化时，一场深刻的碰撞与融合便不可避免。一方面，红色力量会利用传统村落的现有空间和设施，如征用祠堂、大户宅邸作为指挥部或会议室，在村落的墙体上錾刻标语，这是一种空间的“再利用”和“再定义”。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所倡导的平等、解放思想，也会冲击传统的宗族等级观念。同时，红军的纪律严明和军民鱼水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村民朴素的道德观产生共鸣，从而在社会层面实现某种程度的接纳与融合[1]。鲁家坪社区既有明清古建又有红军遗址，本身就是两种文化并存与交叠的物理证明，形成了“古色”为底、“红色”为魂的独特文化景观。

3鲁家坪社区红色文化特征

鲁家坪村核心区域列宁街见证了红军在达州的革命活动，列宁街全长695米，现存4座清代节孝牌坊（许氏坊、郭氏坊、李氏坊、汪氏坊），1933-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列宁街四座牌坊上刻下“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共产主义”等标语，形成了全国重要的红色标语群落[2]。2013年5月，列宁街石牌坊及红军标语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3.1红色文化物质载体类型

1）旧址类

这类载体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发生地，通常是对村内原有的传统建筑（如三合院、四合院）进行改造利用，是红色文化与传统建筑风貌结合最紧密的类型。该类型载体主要包括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

2）纪念设施类

在革命事件发生后，为纪念这段历史而新建的红色文化记忆载体，这类载体是后世为了纪念和展示而修建的，是红色文化价值阐释和教育功能的主要承担者。主要包括红军陈列馆等。

3）遗迹类

主要指红军活动留下的具体痕迹。包括散布在村落各处的红色标语、口号、石刻等。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部的领导下，鲁家坪街（现列宁街）四座牌坊和一些石壁、墓碑上刻下了“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共产党，活捉田颂尧”“拥护红军，扩大红军”“活捉刘湘”“平分土地”等30多条标语。

图3-1鲁家坪社区红色文化物质载体（图片来源：自摄）

3.2红色文化物质载体的分布特点

1）线性延展

绝大多数红色遗址，如红九军政治部旧址、列宁街及周边的红军遗址群，都集中分布在“列宁街-鲁家坪村中心轴带”附近。这种布局使得红色文化在村落的核心公共空间内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和文化焦点。

2）中心扩散

以列宁街为高密度核心，其他红色遗迹（如标语、壁刻）则以散点的形式分布于周边的民居和田园之间，形成一种“中心高核+散点式”的布局。

3）圈层融合

鲁家坪的聚落格局呈现出“同心圆”式特征。红色文化核心区位于圆心，传统民居和生活空间构成中间层，外围农田生态景观。三者相互交叉融合，红色文化并非突兀的“飞地”，而是有机地嵌入了村落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之中。

图3-2鲁家坪社区红色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格局示意图

4红色文化嵌入机制及问题

4.1红色文化的嵌入机制分析

1）空间嵌入

在革命历史事件中，红色力量通过“征用-改造-赋名”的方式，将革命叙事强有力地植入村落的物理空间[3]。例如征用祠堂、民居作为办公和居住场所，是在功能上覆盖；改造内部结构以适应军事需求，是在物理上改变；在街道墙体上留下标语并命名为“列宁主义街”，则是在符号上进行永久性标记。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通过将革命旧址、纪念馆、标语等物理实体的保护与建设融入村落的公共空间和传统建筑中，实现视觉和空间上的强制性嵌入。这些行为共同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空间秩序和意义系统，建立起一套新的红色空间叙事。

2）社会嵌入

红色文化通过重塑村落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来实现嵌入[5]。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瓦解了以乡绅地主为核心的传统权力阶层；通过成立苏维埃政府、农会等组织，建立了新的、基于阶级认同的权力结构。军民之间的互动，如红军帮助村民劳动、医治伤病等，也建立起新的情感联系和集体记忆，使红色叙事融入村民的日常话语和身份认同中。

3）经济嵌入

在革命时期，经济嵌入主要体现为资源的再分配。而在当代，经济嵌入则主要通过红色旅游开发来实现。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鲁家坪已建成的红星广场和22间红色商铺，年营业收益超过1500万元，并成立了社区共同投资公司反哺集体经济。这种机制将村民的生计与红色文化的保护利用直接挂钩。

4.2红色文化嵌入面临的主要问题

1）文化传承的断层

随着亲历革命时期的老一辈人相继离世，依赖口述传承的红色故事和活态记忆面临消失的风险。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多来源于书本和格式化的宣传，缺乏情感共鸣和深刻认知，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脱节。

2）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的困境

遗址保护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革命遗址多由私宅改造，政府难以协调保护原貌与村民改善居住的诉求，自然侵蚀和村民现代化生活的需求（如旧房改造）同时威胁着遗迹的物理存在[7]。另一方面，保护资金短缺、专业人才缺乏、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对于散落的标语、遗迹等，保护难度更大，常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3）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矛盾

开发模式僵化，鲁家坪可能陷入“旧址+纪念馆+雕像”的标准化开发陷阱，大多数红色文化资源仅为静态陈列，红色旅游产品缺乏参与性设计，导致客留时间短。产业融合发展不足，未与鲁家坪农耕文化、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发展路径单一。

5传统村落中的红色文化保护传承策略

5.1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实现高精度、永久性保护

1）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

综合运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倾斜摄影和近景摄影测量等技术对鲁家坪的整体村落格局、明清古建和红色旧址、红色标语石刻等核心物质载体进行毫米级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将采集到的三维模型、历史文献、影像资料等整合进BIM（建筑信息模型）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立永久保存、可供访问和研究的数字档案库，实现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位置、材质、病害等级、修缮历史等信息的“一键查询”和可视化管理。

2）建立数字化口述历史

成立专项工作组，系统性地开展口述历史项目访谈，对村中了解红军历史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使用专业录音录像设备记录他们的记忆和故事，对采集的音视频进行整理、转写、校对、标注和索引，参照规范的口述历史电子档案元数据模板，建立可供检索和研究的“鲁家坪红色记忆”专题数据库。

5.2以村民为主体，构建活态化、可持续的传承体系

1）重构社区参与机制

建议成立“鲁家坪社区红色文化保护理事会”，吸纳有威望的老人、热心青年、党员代表、经营户代表加入，确保村民在保护规划、项目实施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6]。引入“积分制”或“时间银行”等社会激励机制，村民参与巡查、讲解、资料整理等志愿服务可累积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生活用品、享受村集体福利等的依据，从而将文化传承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村民可参与受益的日常实践。

2）培育“在地”传承人

重点面向村里的年轻人和返乡青年，实施“红色文化传承人培育计划”。组织村里的青少年，系统学习本地红色历史，并学会用新兴方式（如短视频、广播、研学导览等）进行表达和传播，让年轻人在了解祖辈的经历的同时，激发文化认同；鼓励文艺创作，支持村民以本地红色故事为蓝本，创作山歌、地方戏曲、情景剧等文艺作品，培养一支扎根乡土、充满活力的“在地”解说员和文化活动组织者队伍。

5.3以融合发展为路径，提升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吸引力

1）深化“红色+”产业融合

借鉴红色文化保护发展成功案例，利用数字化成果，设计AR导览、VR沉浸式体验（如虚拟重走红军路、模拟参与“夜刻标语”），变静态参观为动态互动。结合当地特色农产品（如李子、茶叶等），开发“红军口粮”、“胜利果”等文创农产品，打造集采摘体验、农耕文化教育、红色主题餐饮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结合优良的生态环境，发展集红色教育、生态观光、乡村康养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旅游附加值。

2）构建“共治共享”发展模式

成立由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镇政府代表、引入的专业旅游公司、村民代表、在地传承人代表共同组成的“鲁家坪文化旅游发展理事会”。政府负责规划指导、政策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公司负责市场化运营、产品开发和渠道推广。村集体可通过资源（土地、古建）入股，村民则通过参与经营（开办民宿、农家乐）、提供服务、参与分红等方式共享发展成果。

图5-1鲁家坪社区红色文化保护与利用策略框架图

6结论

四川达州鲁家坪社区展现了红色文化在空间、物质层面的嵌入特点，但仍面临村民参与度不足、活态传承体系缺失等严峻挑战。面向未来，其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摒弃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保护模式，转向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的战略框架。以数字化技术实现遗产的“保真”与“永生”，是应对物理衰败和记忆流失的基石；以村民为主体、以创新激励机制为动力的活态化传承是其文化根脉得以延续的灵魂；而以“红色+”为核心理念的融合化发展则是其在新时代实现价值转化和自我造血的关键。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从“被动嵌入”到“主动融合”的完整路径。唯有如此，鲁家坪社区的红色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并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引擎。

参考文献：

[1]尹璐.地域文化视域下绍兴东浦传统村落景观空间保护与更新设计路径探究[J].重庆建筑,2025,24(06):10-13.

[2]符永利,钱学生,钦楚.四川达州石桥镇列宁街石牌坊[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22):1-7.

[3]陈礼贤,潘传柏,徐源.石桥镇:红色古镇[J].中国老区建设,2021,(01):2.

[4]祁天娇,张馨月,尹烨靖.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红色古村落文化图谱构建研究[J/OL].北京档案,1-10[2025-08-18].https://link.cnki.net/urlid/11.2783.G2.20250416.2251.004.

[5]盛榕.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研究——以铜陵枞阳红色村落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6(01):126-131.

[6]王一帆,李晓琳.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研究——以石板岩镇为例[J].北方建筑,2025,10(03):10-13.

[7]蒲昱含.重庆万州红色历史革命旧址保护利用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3.